五天前，王振滔帶著1000多名員工到淘寶直播間做起了直播。
王振滔是奧康集團的董事長，聲名在外的溫州企業家。他帶領的這場耗時15小時的直播，觀看人次達到228萬，創下了淘寶平臺的導購開播數量之最。
王振滔(中)
無獨有偶，另一名來自溫州的鞋企老板——紅蜻蜓創始人錢金波，在三八節也親自上場直播，同樣耗時近15小時。
這兩家溫州當地的龍頭鞋企，在疫情爆發后，都開啟了瘋狂的直播模式。溫商向來嗅覺敏銳，行動迅速，被視為中國最會做生意的一群人。疫情之下，他們的行為極具風向標意味。
奧康和紅蜻蜓只是溫州企業的求生縮影。
這次疫情中，當地上千家鞋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。近日，“溫州工廠被取消訂單”“外貿工廠放假到6月份”“溫州鞋廠裁員”的消息瘋狂流傳。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執行會長謝榕芳對外表示，“30%—40%甚至50%的外貿鞋企都受到了影響。”
溫州的鞋企們還能度過這次危機嗎?
董事長打響生存戰
3月24號上午10點，王振滔身著筆挺的西裝，和女主播擠在一個鏡頭里，斯文地喊了句，“寶寶們大家好!”
圍觀的網友很是捧場，齊刷刷地在彈幕中起哄，“老板駕到!”“有優惠券嗎?”
這位五十來歲的男人是溫州皮鞋品牌奧康的掌門人，是響當當的“中國真皮鞋王”。他對產品很自信，一邊摩挲一邊吆喝，“荷蘭的小牛皮特別好，折一百萬次也完全沒問題。”
就在此時，他的員工——河南商丘步行街奧康二店的導購瑤瑤，正在千里之外的門店里，對著鏡頭賣力地推薦一雙又一雙鞋子，溜得飛起。
一聲聲“寶寶們”，聽起來溫柔可愛，卻是王振滔和奧康的生存之戰。
在這次疫情中，溫州成了湖北地區以外，被新冠肺炎肆虐最嚴重的城市。因為防控需要，奧康受到了波及。2月份，奧康在溫州的工廠停工，線下門店全部暫停營業。
那時的溫州像一座空城，人們都被困在家中，等待疫情的陰霾散去。
王振滔的兒子王晨記得，從樓上看上去，是一片死沉沉的景象，安靜地可怕。
現在一切正在恢復如常，溫州的街頭又開始堵車了。企業必須得馬上投入復工復產，讓經濟運轉起來。
王振滔要通過這次精心策劃的、長達15小時的直播PK賽，調動全國各地7000名導購的力量，讓她們學習最新的帶貨方式，快速止損。
隔壁紅蜻蜓的創始人錢金波同樣瞄上了直播。三月八日，這位精致的董事長西裝革履，頭發梳地一絲不茍，然后對著鏡頭脫下了鞋襪，為網友們試穿鞋子。
和王振滔一樣，親自上陣只是為了鼓舞士氣。錢金波要將“全員網紅計劃”進行到底，讓每一個導購都能成為李佳琦——那個直播風口上，帶貨金額屢創新高的男人。
紅蜻蜓對李佳琦的模仿有些用力過猛。近日，一名蓄著胡子的男導購出現在紅蜻蜓的官方直播中，穿著高跟鞋，背著紅色女包，像女人那樣并膝側坐，對著鏡頭左右展示。
“一天要摸兩三千雙鞋子”
董事長上直播，有人感慨：“這生存危機得多嚴重啊。”但生存危機只是原因其一，溫州人的實干精神則為其二。
溫州人的經商意識和造富神話從一開始就是被生存危機逼迫出來的。
這座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城市，生存資源向來匱乏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第一張個體工商執照在這兒誕生，市場經濟便從這里開始燎原。
木勺巷，溫州地區最早開放的自由市場(資料圖)
窮怕了的溫州人對充滿未知和可能性的市場充滿了向往，做倒爺、開家庭作坊、經營商鋪……當外界還在探討溫州模式是姓“資”還是姓“社”的時候，溫州人正快速地積累財富。他們被外界形容為“東方猶太人”，有“點石成金”的魔幻之術。
九十年代，全國有6000多輛菲亞特車型，其中4000輛在溫州跑出租。
外地人說起溫州老板，常常帶有“大金鏈子小手表”的想象，而言及溫州老板的太太們，永遠都在去炒房的路上。
但其實，暴富神話背后，更多的是當地實業家的忍耐和付出。
由于初期的野蠻發展，溫州的假貨與劣質產品齊飛，在外名聲不大好。當時市面上有句調侃：“下雨天穿溫州鞋走路，人在走，鞋底卻不走了。”
1987年，杭州工商部門在武林廣場上點了一把大火，把5000雙低劣品質的溫州皮鞋燒成了灰燼。
之后很長一段時間，“溫州貨”都沒有擺脫“假貨”影響，有商場甚至掛出了“本店不售溫州貨”的招牌。
商場不許進，溫州商人們就干脆包下柜臺自己干。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，存在于許多溫州人的觀念里。
而王振滔也正是在“假貨潮”里創辦了奧林鞋廠——奧康的前身，并堅持只做真皮皮鞋，最終在艱難中將企業發展壯大。
創辦奧康后的三十多年，王振滔近乎為鞋瘋狂。他在不同場合說過，看漂亮姑娘一定先看腳。出差坐飛機，登機后也要把后面人的腳都看一下，“了解時尚趨勢。”
這么多年，他將這種追求極致的習慣一以貫之，還“傳染”給了公司員工。奧康副總裁徐旭亮記得，早年在管理區域公司時，時常到倉庫去，每雙鞋都要親自摸過來，常常一天要摸兩三千雙鞋子。
這也就不難理解，當生存危機來臨，奧康發現導購可以發揮自身所長，通過直播帶貨時，便將上千名導購同時推上直播平臺，聲勢浩大地同時開播。
不僅要活下去，還要活得更好
多年之后，當王振滔談及奧康發展的秘訣，他只道——“贏在轉折點。”
和王振滔一同打拼的徐旭亮則始終記得，“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，在長達3-4個月的時間里，線下銷售都非常冷清。當時對我們來說也是練兵的機會，我們全國做了很多整合營銷活動，為疫情之后的報復性消費做準備。最后當市場回暖，我們的銷售業績就很快起來了。”
不過這次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，對溫州企業的影響顯然嚴重多了。
近幾年的鞋服行業本就不景氣，那些曾經耳熟能詳的牌子都受到了行業寒潮不同程度的侵襲。
曾經連續12年霸榜中國女鞋銷售榜的百麗，2017年從港交所退市;達芙妮這幾年同樣不好過，連續虧損多年，到2019年中期，門店數量不足巔峰時期的1/3。
而今，突如其來的疫情，讓大環境雪上加霜。
今年初，奧康工廠停工，有200多名員工返回湖北，無法順利返崗復工。旗下門店幾乎全部暫停營業，僅線下的銷售損失就超億元。而在此期間，1萬多名員工的薪酬和房租成本還在繼續支出。
紅蜻蜓也同樣如此。1月疫情爆發后，副總裁錢帆每天能接到來自全國各地自營店、加盟商的電話，告知又有一批門店將暫停營業。
在溫州，除了奧康、紅蜻蜓這些頭部大廠，還有成百上千家做外貿貼牌的小企業，因為國外疫情的發展，訂單被陸續取消，一些品牌商還面臨著經銷商訂單大幅取消的困境。
溫州市鞋革行業協會執行會長謝榕芳對外表示，溫州外貿鞋企的確遇到了大量的訂單延遲或取消的問題，已經準備好材料向商務部匯報，“30%—40%甚至50%的外貿鞋企都受到了影響。”
溫州的鞋企們還能否安然度過這次危機?
見慣了曲折的溫州商人，性格倒也如同那條從丘陵間蜿蜒入海的甌江，多了幾分韌性。
徐旭亮覺得，“危”和“機”總是相伴相生，這次新冠肺炎同樣蘊含著大魚吃小魚的機會。此時，奧康不僅要思考如何活下去，還要思考怎么活得更好。
“奧康是上市公司，現金流比較充沛，就如同擁有了一件御寒的冬衣，可以在這個時期兼并收購。我們也正好利用這次行業洗牌的機會騰籠換鳥，把不好的店鋪關掉，把好的開起來。”
沒有硝煙的戰爭
這場由溫州老板帶領的生存之戰，還拉上了各家的“少東家”。
作為年輕的一代，他們推動了這場戰役里最為關鍵的一步——數字化，這既關乎眼下的生存，也關乎未來的行業競爭格局。
奧康的“少東家”王晨一直在負責公司的電商業務。如今因為線下停擺，王振滔和管理層終于意識到了轉型的重要性。即使不能100%理解數字化的含義，也堅定地認為這是條必經之途。
王晨(左)
正月初三，奧康成立了防疫工作組。兩天后，高管們已經全部返回溫州，內部又成立了電商、奧萊、門店、供應鏈、商品等六個小組。
直播是重頭戲，由王晨主導。
這個和父親從長相到行事風格都高度相似的年輕人，用了20多天，就帶領團隊緊鑼密鼓地完成了動員、初選、培訓到上線的全過程。導購的積極性迅速升溫，數千名來自寧波、重慶、溫州、商丘等地的導購員，通過線上平臺參與了20多場關于直播的培訓。
徐旭亮負責搞定“貨”的部分，每天的日常排得滿滿當當，天天有3-4個釘釘群會議，討論流程、KPI的問題。“全員都在打仗的狀態下，有時候晚上八九點鐘都在候命。”
而錢金波的兒子錢帆，也在春節期間帶領新零售部門快速推進數字化轉型，節奏則近乎夸張地緊湊。紅蜻蜓內部7天開了434場釘釘視頻會議，平均每天62場。搭建第三方小程序，只花了一天，在全國建立400個營銷社群，只用了兩天。
從結果來看，兩位“少東家”任務完成地不錯。奧康3月24日的直播，旗艦店的業績同比增長了108%。3月8日當天，紅蜻蜓三家旗艦店的銷售額則同比增長了101%。
轉型帶來的好處遠不止銷售層面，員工們也有了主人翁意識。
直播當天，河南商丘步行街奧康二店的導購員瑤瑤，發現有其他店鋪的人闖入彈幕發廣告，她有些生氣，雙手叉腰，讓同事“趕緊把這樣的人禁言”。
奧康副總裁徐旭亮對轉型的成效頗為感慨，“我們的員工可能會更團結，抱得更緊，我們的效率也比原來高很多。”
這場命運攸關的戰爭，才剛剛開始。
